当福柯谈及规训与惩罚时，他所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极权主义逻辑，而达内则在其创作生涯中第一次呈现了“感化院”空间的正面意义———尽管它是无用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极权，极端，甚至是伊斯兰教的禁欲主义永远是富有诱惑力的，当它们吸走了一切正当的行为以及享乐，它自己也成为了享乐本身，所以，《阿迈徳》在关于难民危机的表象之下套入了一个典型的欧洲少年问题剧的样本，这意味着“他者”进入了欧洲主体的边缘。 决意不加入穆斯林的女孩是欧洲最后的proud，也是浪漫主义文本中作为拯救力量的女性，或如齐泽克所说，对于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的对抗最好的武器反而是欧洲的世俗主义以及现代性。